马丁·柯斯塔发来的最后一封邮件，不再有任何学术上的意气风发，而是一份沾血的“自救指南”。他在信中用极其混乱的逻辑记录了断药后的生理崩解——
“李，激素的反噬比死亡更疼。雄性的暴虐在试图夺回失地，但被异化的组织正在坏死。我用大剂量的镇静剂试图压制这种‘生理倒错’，但没用的……这药是诅咒，它唯一的解药是你的指令，或者……死。”
我盯着屏幕上那些血淋淋的数据，心脏由于剧烈的震颤而发麻。原来我亲手研发的 2号补剂 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：一旦进入深度雌化，断药后的致死概率将遵循以下模型：
P(mortality) ≈ 1 – e^(-λ(t – t₀)), where λ → ∞ after 21 days.
今天，正是第 21 天。
“小怜，帮我联络药监局的长官……还有我那个顽固的上司。”我的声音在发抖，却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决绝。
我自首了。我向医药局坦白了擅自将未上市药物用于人体临床的违规行径，我不仅承认了实验的疯狂，更承认了自己的渎职。但我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：我交出所有的研发核心数据，只要他们动用卫星定位和医疗网权限，帮我搜寻马智闵的行踪。
“我不要功勋，不要名声，”我隔着电话，几乎是在哀求那个曾经最看重我的上司，“我只要那一个样本……救活他，所有的成果都是局里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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